妙雲集下編之九『佛教史地考論』 [回總目次][讀取下頁] [讀取前頁]
羅香林先生，承梁任公之說，撰「玄奘法師年代考」，堅主奘公享年六十九 歲，載於『香港佛教』一──三期。然察其論證，未為平允。奘公為我國傑出之 大師，有關中印文化之交流者甚大，近人多所論述。因取而論正之，非敢與時賢 故為出入焉。
詳敘奘公一代事跡者，不外三書：一、冥詳所撰『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師行狀 』（簡稱行狀），最為先出。奘公卒於麟德元年（西元六六四年）二月五日。三 月十五日，敕京城僧尼以幢蓋送葬。四月十五日，葬於滻東白鹿原。『行狀』說 及敕葬而未及葬事，有「捨命時經六十日，頭髮漸生」之語，可斷為四月初旬， 臨葬前所作。二、道宣撰『續高僧傳』卷四之「京大慈恩寺釋玄奘傳」（簡稱僧 傳）。道宣卒於乾封三年（西元六六七年），距奘公之卒僅三年。『僧傳』之寫 [P358] 定，當即此二、三年內。三、『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』（簡稱慈恩傳），沙門慧 立本，釋彥悰箋。慧立為奘公弟子，傳本五卷，未以傳通。臨終以付門人，又復 散失，搜購乃全。彥悰為之整理，垂拱四年三月十五日，為之序曰：「乃參犬羊 於虎豹，糅瓦石以琳璆。錯綜本文，箋為十卷」。是知今傳間異慧立之舊。垂拱 四年，即四元六八八年，去奘公之卒，已二十四年矣。餘如唐劉軻所作『唐三藏 大遍覺法師塔銘並序』（簡稱塔銘），撰於文宗開成二年（西元八三七年）。『 舊唐書』卷一百九十一之「僧玄奘傳」（簡稱本傳），雖或以唐臣所修國史為本 ，而實成於後晉之世（西元九三六──九四六年）。文既後出，義多因襲。論奘 公之年代，應以前述三書為主。
奘公卒於麟德元年，享壽則有『行狀』之六十三歲說，『僧傳』之六十五歲 說，『慈恩傳』（文隱而義顯）及『塔銘』之六十九歲說，究以何說為是？茲先 檢考三書，察其自身之有否矛盾。一、『行狀』有「今麟德元年，吾行年六十有 三，必卒於玉華」（宮）之說，據此，奘公應生於隋仁壽二年（西元六０二年） [P359] 。『行狀』謂：「法師年二十有一，以武德五年，於成都受具」。武德五年為西 元六二二年，確為二十一歲。又謂：「貞觀三年（西元六二九年），將欲首塗。 ……遂即行矣，時年二十九」。此則自相矛盾；蓋如生於仁壽二年，貞觀三年應 為二十八歲。然西遊之年歲，各書俱自相乖違，不應偏責。二、『僧傳』有「行 年六十五矣，必卒玉華」之說，異於『行狀』。然如麟德元年為六十五歲，則應 生於隋開皇二十年（西元六００年）。武德五年，應為二十三歲，而『僧傳』仍 謂：「武德五年，二十有一」。貞觀三年西遊，應為三十歲，而『僧傳』仍謂「 年二十九」。可知道宣之『僧傳』，今本雖主六十五歲說，而於受具，西遊之年 ，並因襲『行狀』，宜其矛盾。三、『慈恩傳』云：「今年六十有五，必當卒命 於此伽藍」。此說同於『行狀』、『僧傳』，但繫於初譯『般若經』時。顯慶五 年（西元六六０年）正月，初譯『般若』；如此時年已六十五，則卒年應為六十 九，此即『塔銘』六十九歲之所本。據此，奘公應生於隋開皇十六年（西元五九 六年）。『慈恩傳』云：「法師年滿二十（即二十一），即以武德五年，於成都 [P360] 受具」。依六十九歲說，此年實為二十七歲。又云：「貞觀三年秋……遂即行矣 ，時年二十六矣」。依六十九歲說，此年應為三十四歲。總察三書，雖所說年代 ，俱不無自相刺謬之處，此或傳寫致誤。『僧傳』與『慈恩傳』，雖別主六十五 、六十九說，而實沿襲『行狀』之說，宜其多所矛盾。
奘公享年，雖三說不同，然並本於奘公──「吾年六十X矣，將卒於玉華」 之傳說。其中六十九歲，決非吾人所敢贊同，茲列其說而後比論之。
『行狀』：「麟德元年正月一日，玉華寺眾及僧等，請翻大寶積經。法師 ……謂弟子及翻經僧等：有為之法，必歸磨滅。泡幻之質，何得久停！今 麟德元年，吾行年六十有三，必卒於玉華。……徒眾聞者，無不驚泣。… …正月三日，法師又告門人：吾恐無常，欲往辭佛。……九日申時……曰 ：某必當死」。
『僧傳』：「麟德元年，告翻經僧及門人曰：有為之法，必歸磨滅。泡幻 形質，何得久停！行年六十五矣，必卒玉華。……遂往辭佛。……正月九 [P361] 日，告寺僧曰：某必當死」。
『慈恩傳』：「（顯慶）五年春正月一日，起首翻大般若經。……法師翻 此經時，汲汲然恆慮無常，謂諸僧曰：玄奘今年六十有五，必當卒命於此 伽藍。……麟德元年春正月朔一日……請翻大寶積經。……玄奘自量氣力 不復辦此，死期已至，勢非賒遠。今欲往蘭芝等谷，禮辭俱胝佛像」。
『行狀』與『僧傳』所說相同，僅六十三與六十五之異，此或傳寫之誤，姑 置不論。奘公卒於二月五日與正月一日，相距不過月餘，奘公宣稱將卒於玉華， 事固近情可信。『慈恩傳』繫此語於初翻『般若經』時──顯慶五年（西元六０ ０）正月一日，下距奘公之卒，四年一月有餘。四年以前，奘公即宣稱將卒於玉 華，揆之常情，殆難取信！使無『行狀』與『僧傳』，無異說以存疑或否定之， 猶得以宗教修持而通釋之。今有『行狀』、『僧傳』之說，文既早出，義復近情 ，乃覺『慈恩傳』之失實。彥悰自謂：「參犬羊於虎豹，糅瓦石於琳璆；錯綜其 事」，蓋有自知之明矣！羅氏主六十九歲說，責『行狀』「今麟德元年」之說為 [P362] 難信。麟德乃上年十二月所詔改，奘公說此，究有何不可！退言之，使奘公但言 「行年六十三」，撰『行狀』者加上「麟德元年」字樣，亦不足以證其謬。蓋繫 此語於麟德元年，非『行狀』私說，亦『僧傳』所同。乃羅氏必指此為「違異者 一」，誠可異也！
次從奘公出家、受具、西行之年代，以推論三說之孰為允當。為推論便宜計 ，先論西行之年代。奘公於貞觀三年西遊天竺，為從來所公認。貞觀十八年，奘 公自于闐上表，即謂：「貞觀三年四月，冒越憲章，私往天竺」。二十年，請三 藏聖教序表，亦謂：「奘以貞觀三年，私往天竺」。辨機『西域記』謂：「貞觀 三年，杖錫遵路」。「貞觀三年仲秋朔日，蹇裳遵路，杖錫西征」。道宣『內典 錄』亦謂；「貞觀三年，出觀釋化」。是並奘公在世時之文記。此後『行狀』、 『僧傳』、『慈恩傳』等，更無異說。然自梁任公考出：葉護可汗卒於貞觀二年 ，而後奘公於貞觀元年西行，乃成不易之定論。
今略為敘述：奘公西去，曾晤見西突厥葉護可汗，並得其助力。然『新唐書 [P363] 』 「薛延陀傳」謂：「貞觀二年，葉護死，其國亂」。『新唐書』「突厥傳」， 亦謂葉護死後，「乙毘缽羅肆葉護可汗，與俟毘可汗，分王其國，拏鬥不解，各 遣使朝獻」。『舊唐書』同。此與「太宗本紀」：「貞觀三年冬十一月丙午，西 突厥，高昌，遣使朝貢」之說合。貞觀三年，葉護已卒。如奘公於三年西行（抵 突厥應在四年），則何能與葉護可汗相見？三年西行之說，悖於事實。『高僧傳 』云：「會貞觀三年，時遭霜儉，下敕道俗，逐豐四出。（玄奘）幸因斯際，逕 往姑臧」。考之『唐書』：「貞觀元年八月……關東及河南隴右沿邊諸郡，霜害 秋稼」；三年則並無霜儉之事。乃知『僧傳』之三年，實為貞觀元年之誤。元年 秋西行，故得見葉護可汗，並得其助力也。
然則諸書何以悉云貞觀三年西行，事殊費解。梁任公之可『歷史研究法』，以 為諸書為依據同一藍本，藍本誤而悉誤。此為唯一合理之解說，蓋古書多屬抄寫 ，雜以行草，誤讀元年為三年，極為可能。羅君不取此說而創為別解，以為：「 貞觀三年四月，冒越憲章，私往天竺」，乃「指其西行已達北印之時間而言，非 [P364] 指其自長安出發年月」。「玄奘或已不便明言，曾受高昌王與西突厥遣使護送之 事實」。然按之文記，決不如此。奘公見太宗奏對時曰：「玄奘昔去之時，以再 三表奏，但誠願微薄，不蒙允許。無任慕道之至，乃輒私行」。『行狀』載：未 出玉門關時，有胡人忠告：「國家法，私向外國，罪名極重」。『慈恩傳』作： 「王法不可忤」。『慈恩傳』敘此極詳：「時因國政尚新，疆場末遠，禁約百姓 ，不許出蕃。時李大亮為涼州都督，既奉嚴敕，防禁特切」。「未發之間，涼州 訪牒又至。云有僧玄奘，欲入西蕃，所在州縣，應加候捉」。可知「冒越憲章， 私往天竺」，指私出玉門而言。且奘公奏表，於「私往天竺」下，接云：「踐流 沙之漫漫，陟雪嶺之峨峨，鐵門巉險之塗，熱海騰波之路。始自長安神邑，終於 王舍新城」。私往之說，明明若是，何得別解為「已達北印之時」？然此實應為 貞觀元年，故三年之說，必為誤寫無疑。
舊傳奘公於貞觀三年西征，『行狀』及『僧傳』作二十九歲；『慈恩傳』作 二十六歲，俱不符合。今考定為貞觀元年成行，依六十九歲說，時為三十二歲； [P365] 依六十五歲說，時為二十八歲；依六十三歲說，則為二十六歲。『慈恩傳』之二 十六歲西行說，與『慈恩傳』所持之六十九歲說不相合；『慈恩傳』究何所根據 ，而定為二十六歲？竊謂：『行狀』作六十三歲，此年適為二十六歲，殊可注意 ！前來考證，三書所持之年齡，雖不相同，而武德五年，二十一歲（二十歲滿） 受具說，『僧傳』及『慈恩傳』，並取『行狀』之說。而西行之年，『僧傳』亦 與『行狀』同。可推見關於西行之年歲，本為二十六歲，『慈恩傳』乃據而書之 。唯『行狀』及『僧傳』之「六」字，已形誤而傳寫為「九」，致與六十三歲說 不符耳。
關於奘公西行之年月，其自于闐上表，作「三年四月」。『西域記』作：「 三年仲秋朔日」；『慈恩傳』慧立序作：「三年秋八月」。今知三年乃元年之誤 ；四月與八月（仲秋）之歧說，應如何決定？今謂應是八月。其理由為：一、『 西域記』與『慈恩傳』同，仲秋即八月，明文不應有誤；而四月之四，可能乃以 八為草書四字而致誤。二、『高僧傳』謂：奘公乘霜儉而西行，唐書固明記霜害 [P366] 穀稼為八月事。三、考之奘公西去，通過凌山之時，亦應以八月成行為合。茲據 『慈恩傳』所載奘公行跡而詳敘之：『釋迦方志』云：「從京師西北行三千三百 里，至瓜州」。以每日行百里計，須時三十餘日。而奘公在涼州，「停月餘日」 ；至瓜州，又「經月餘日」。「月餘日」，姑以三十五日計，則自長安起行，至 瓜州動身，道行及停留，共約一百零五日。據八月初起行以為推算，瓜州動身時 ，為十一月中旬。次「從此（瓜州）北行，五十餘里……上置玉門關」。奘公當 夜至關；第二夜過第一烽；第三夜過第四烽。次行百餘里（可二日程），失水； 「四夜五日，滴水不沾喉」。夜半得水，「就草池一日停息」；「更經兩日，方 出流沙到伊吾」。此一艱苦行程，約十三、四日。是則奘公抵伊吾時，已十一月 底矣。次「在伊吾經十餘日」，「經六日至高昌界」；「住十餘日欲辭行」，為 高昌王苦留，乃「水漿不涉於口三日」；第四日，王意迴，「仍屈停一月，講仁 王經」。臨行，奉表高昌王致謝。自入伊吾，至別離高昌，約經七旬；則是時已 貞觀二年二月中旬。次自高昌西行，七百餘里至阿耆尼（見釋迦方志），未有停 [P367] 留，可八日程。次「西南行三百餘里」；又「川行七百里」，至屈支。時為三月 初旬；與『慈恩傳』之「時為凌山雪路未開，不得進發，淹留六十餘日」之情形 相合。依『西域記』，凌山固「山谷積雪，春夏含凍」，非盛夏不宜通行者。奘 公約於五月中旬離屈支。「西行二日」，逢賊；「又前行六百里」，至跋祿迦國 ；再「西北行三百里」而至凌山。五月下旬（或六月上旬），通過凌山雪道，甚 為適合。若奘公四月成行，則此時為正二月間，其不宜通過凌山，至為顯然。故 奘公應為貞觀元年八月，西往天竺。
論奘公出家之年，羅君之誤說特多。彼謂：「考玄奘初於洛陽被度為僧，慈 恩傳與塔銘，均謂在其年十三歲之年。而行狀則謂在大業之際，時年十五歲也。 僧本傳則謂其年在十一歲時。若以玄奘本人所自述者言之，則以十三歲一說為最 得實」。然精讀『行狀』、『僧傳』及『慈恩傳』，乃知羅君所說，悉是誤會之 談，無一與實際相應。試對列諸文以解之： [P368]
圖片
〔行 狀〕 〔僧 傳〕 〔慈恩傳〕
「爰以宿植，早厭樊籠」 「以奘少罹窮酷，攜以將 「察法師堪傳法教，因將
…… 之。日授精理，旁通巧論 詣道場，誦習經業」。
。年十一，誦維摩法華。
「大業之際，詔度僧尼。 「東都恆度，便預其次」 「俄而有 ，於洛陽度二
……由聽落飾，止東都淨 …… 七僧……得出家」。
土道場」。
「時寺有景法師講涅槃經 「時涅槃攝論，輪馳相係 「時寺有景法師講涅槃經
……又學嚴法師攝論…… 。……僧徒異其欣奉，美 ……又學嚴法師攝論……
昇座覆述，抑揚剖暢，備 其風素……重其學功，私 昇座覆述，抑揚剖暢，備
盡師宗。美聞芳聲，從茲 開役務，時年十五。」 盡師宗。美聞芳聲，從茲
發爽（矣﹞，時年十五也 發爽，時年十三也。
。
察『行狀』、『僧傳』之「時年十五」，『慈恩傳』之「時年十三」，非指 [P369] 奘公得度為僧，乃於淨土寺，研學『涅槃』、「攝大乘論』，登座覆述，而為寺 眾推重之時。『涅槃經』三十六卷（南本），梁譯『攝大乘論』十五卷，並當時 有名之大經大論，文繁義富，年十五（或十三）而能備盡師宗，誠非易事！修學 經論，振譽寺僧，『行狀』作十五歲時，『僧傳』亦同，羅君何得妄為分別？至 『僧傳』之「年十一」，指其兄攜奘公之洛陽，誦習『維摩』、『法華』，亦無 十一歲出家之明文。故知羅君所敘，出家有十五、十三、十一之三說，全屬子虛 。據此而妄申取捨，自難確當。然據文以推論奘公出家之年，自以十一歲為近之 。『慈恩傳』於將「詣道場，誦習經業」下，接曰：「俄而有!1糪，於洛陽度二七 僧」，乃得出家。『僧傳』於「年十一，誦維摩法華」下，接謂：「東都恆度， 便預其次」。曰「俄而」，曰「便」，可想見其即十一也。更考之文記，奘公出 家，年齡固甚幼小。如：一、永徽三年，奘公安慈恩寺塔基發願曰：「慶少得出 家」。二、『內典錄』謂：「小得出家」。三、『行狀』謂：「鄭善果……謂人 ：此子年齡雖幼，風骨甚奇」。四、『古今譯經圖記』謂：「鳩車之齡落綵，竹 [P370] 馬之齒通玄」。推論為十一歲出家，應無不合之處。十五與十三歲，為修學經論 振譽之時，不應視為得度之年。『行狀』與『僧傳』之十五，『慈恩傳』作十三 ，不外傳寫之誤。此如『行狀』之「年六十三」，『僧傳』及『慈恩傳』，傳寫 為六十五。據武德五年為二十一歲論之，亦是傳寫之誤。三五互誤，非關傳聞之 異。
奘公離高昌時，上高昌王表云：「宿因有慶，早預緇門，負笈從師，年將二 紀」。羅君推為「為考定玄奘年代之最大關鍵」。然『行狀』主行年六十三說， 應生於仁壽二年（西元六０二年）。十一歲出家，為大業八年（西元六一二）， 與「大業之際」合。依上來敘述，奘公離高昌上表時，為貞觀二年（西元六二八 年）二月。出家至此，始末十七年，與「年將二紀」之說，並無不合。將者，將 至未至，大抵十六、七年以上，即可稱「年將二紀」也。
『行狀』之「法師年二十一，以武德五年，於成都受具坐夏學律」。『慈恩 傳』全同，但作「年滿二十」；年滿二十，即中國習用之二十一歲。『僧傳』亦 [P371] 同說「武德五年，二十有一」。佛制：出家之稱，通於沙彌，故七歲以上，即可 出家。受具，即受具足戒。受此具足戒已，名為比丘。此則佛制以「年滿二十」 ，即二十一歲，乃合法定之受具足戒年齡。故奘公謹遵佛制，武德五年為二十一 歲（行狀說正爾），於成都受具。坐夏，即安居。佛制比丘，夏三月安居，不得 遠行遊化，故亦稱坐夏。比丘受具足戒已，遇安居期，即應夏安居。此在今日， 雖多數不知此事，然在印度及隋、唐之際，固為教界所共知者。律說；「五年以 前，專精戒律」。此非謂不學經論，而是受具足戒已，五年內依止師長，修學戒 律，不得離依止師。故依佛制，受具以後，即應坐夏學律。以此，『行狀』及『 慈恩傳』所說，「年滿二十，即於武德五年，於成都受具坐夏學律」，深合佛制 。羅君雖長於史，然佛教中事，想未能深知。由於堅主六十九歲說，覺與武德五 年，二十一歲受具等不合，乃創為別解，曲說萬端。以為『唐書』「玄奘傳」之 「大業末出家」，「殆以受具足之年為出家之年」；「而此大業十二年，則正為 玄奘二十一歲」。以為「受具足戒，與坐夏學律，本為不同之二事」；「至武德 [P372] 五年，乃於成都坐夏學律。依其生於開皇十六年推算，則是年實已二十七歲」。 彼想像為大業末受具，武德五年坐夏學律，不知受具即應坐夏學律之佛制，其誤 一。以武德五年為二十七歲，遍與『行狀』、『僧傳』及『慈恩傳』之明文相違 ，其誤二。解『唐書』之出家為受具，反指『慈恩傳』等之受具為誤，臆解無稽 ，其誤三。實則武德五年，年二十一，為三書所公認。受具坐夏學律，即是受具 坐夏學律，不勞別解也。
『唐書』「玄奘傳」，以奘公「大業末出家」，「年五十六」，粱任公深致 其不滿之意。然「大業末」，應即『行狀』之「大業之際」。依『行狀』，推知 十一歲出家，為大業八年。時當衰亂之末世，故曰「末」，何用定指為大業十二 年？例如「清末」，豈是局指宣統三年？「年五十六」，羅君解說為僧臘，乃加 以自己所定之十三歲出家，以之證成生年六十九歲之正確。不知六十九歲說，實 從誤繫「年六十五」於顯慶元年而來；十三歲出家，乃羅君誤讀『慈恩傳』而來 ；六十九歲說又不足取信，何用別解「年五十六」為僧臘？予以為：「年五十六 [P373] 」，或是「年六十五」之傳寫致誤。否則，史書晚出，記載失實而已。
證為六十九歲說而似有可信者，為顯慶二年（西元六五七年）九月，表請入 少林寺譯經，中有「六十之年，颯然已至」之句。如奘公卒年六十三，則顯慶二 年為五十六歲；若卒年六十五，亦為五十八歲，並與「已至」之語不合。若卒年 為六十九歲，則顯慶二年為六十二歲，乃能與「六十之年，颯然已至」相合。然 詳考之，奘公自述，間亦自相違異。顯慶二年二月，奘公隨帝至洛陽，因回鄉省 視先塋，乃表請改葬父母。表有：「玄奘不夭，夙鍾荼蓼。兼復時逢隋亂，殯掩 倉卒，日月不居，已經四十餘載」。若依六十九歲說，依羅君之十三歲出家說（ 父母應先已去世），則父母去世，應為西元六０七年（大業三年）。至顯慶二年 ，已經五十一載，與「四十餘載」說不合。反之，如依年六十三說，十一歲出家 為大業八年（西元六一二）。『僧傳』有（兄）「以奘少罹窮酷，攜以將之」之 語，父母之喪，在出家之前，為出家之重要原因。如父母亡於奘公十歲之年（西 元六一一），則至顯慶二年為四十七年，與「四十餘載」說合。即以年六十五計 [P374] ，則顯慶二年，去父母之喪為四十九年，亦尚可通。該年春秋二表，顯有乖違， 如偏執「已至」之句，則與一切文記相乖違，故應別求解說。以，古每寫作目； 已與以，古多通用。故可解說為：「已至」乃「且至」之訛奪。如（六十之年， 颯然且至」，則行狀之年六十有三說，無有不合者矣。
吾今獨取『行狀』所說，奘公享年六十有三者，理由為：一、『行狀』最先 出。二、武德五年，為二十一歲；此與六十三歲說相合。且此不特『行狀』所說 ，亦『僧傳』與『慈恩傳』所共說。三、奘公西行，應為貞觀元年。『慈恩傳』 作時年二十六，與『慈恩傳』之六十九歲說不合，反與『行狀』六十三歲合。此 應慧立作傳，猶見及古說。至『行狀』與『僧傳』作年二十九，悉與自說相乖， 故決其本為二十六，而誤寫為二十九。四、貞觀二年，表謝高昌王，有「負笈從 師，年將二紀」之語。與『行狀』相合，時出家已十七年。五、顯慶二年表奏改 葬父母，謂父母之喪，「已經四十餘載」。亦與『行狀』合，時去父母之喪，約 四十七年。唯一不合，為當年表奏所說：「六十之年，颯然已至」。然如依此而 [P375] 信六十九歲，不但與一切文獻相乖，即與當年表奏之「已經四十餘載」亦不合。 不應偏取片文隻語，故應解「已至」為「且至」，則『行狀』所傳之六十三歲說 ，一切均合。
『高僧傳』雖大致可通，但多一不合，即「武德五年，二十一歲」之說。故 以『行狀』之說為正；而以『僧傳』之六十五說，為六十三之誤傳也。 依『行狀』所說，考定奘公之年代如下：
一、奘公生於隋仁壽二年。 二、奘公出家於隋大業八年，時年十一。 三、唐武德五年，奘公受具足戒，時年二十一。 四、貞觀元年八月西行，時年二十六。 五、貞觀二年，表謝高昌王。時年二十七，出家已十七年。 六、貞觀十八年，還抵于闐，表奏。時年四十五，西遊已十七年。 七、貞觀十九年春，還至長安，時年四十六。 [P376] 八、顯慶二年，至洛陽，改葬父母，時年五十六。 九、顯慶二年秋，表請入少林寺譯經。 十、顯慶五年，初譯般若經於玉華宮，時年五十九。 十一、麟德元年二月，卒，時年六十三。 [P377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