印順法師佛學著作集

妙雲集下編之十『華雨香雲』 [回總目次][讀取下頁] [讀取前頁]


二五、略論虛大師的菩薩心行

  虛公大師上生,已二十周年了。平時不能本著大師的悲願,繼承大師的思想 與事行,而使之發揚光大,徒然在這二十周年,隨順俗套,來一次紀念性的文章 與集會,這到底算什麼呢?至少,我有這樣的感覺。

  為什麼不能本著大師的悲願,繼承大師的思想與事行而努力呢?對我來說, 這是很難說的。記得民國三十三年春,為了『印度之佛教』,曾寫過一篇不願發 表的文章──『無諍之辯』,寄呈大師(文存漢藏教理院圖書館)。文中說到: 「大師是峰巒萬狀,我只能孤峰獨拔。其實,這也是峰巒萬狀中的一峰呢」?雖 然大師是不會遺棄此一峰的,但到底不足以代表峰巒萬狀。我深受大師思想的啟 發,對大師也有某種程度的理解,但自己為宿習所熏的根性所限,即使嚮往有心 ,也不可能成為大師那樣的菩薩。大師太偉大!心胸闊大,眼光深遠,是不容易 [P340] 學習的,這豈止是我而已!

  為了紀念大師,讚揚大師,曾為泰國龍華佛教社,寫過『向近代的佛教大師 學習』,舉出大師的三特德:「對救僧護教,有著永不失望的悲心」;「對人事 ,對教義,有著無限的容忍」;「對佛教,有著遠見與深見」。大師上生十周年 ,又依據大師的自述──「本人在佛法中之意趣」,而對「非研究佛書之學者」 ,「不為專承一宗之徒裔」,「無求即時成佛之貪心」,「為學菩薩發心而修行 者」,有所申述讚揚。我覺得大師的偉大,超越常人而值得讚揚學習的,重點已 該攝無遺了。現在還有什麼可多說的呢?然而二十周年到了,既不能行,又無多 話可說的我,還得拈起「為學菩薩發心而修行者」來讚揚一番!

  虛大師五十初度詩說:「我今修學菩薩行,我今應正菩薩名,願人稱我以菩 薩,不是比丘佛未成」。「願人稱我以菩薩」,正是吐露大師「為學菩薩發心而 修行者」的真實意趣。一般來說,中國是大乘佛教,而且是最上一乘,那當然都 是修學佛乘的菩薩行者了!但在大師看來:「中國佛教教理是大乘,而行為是小 [P341] 乘」(『從巴利語系說到今菩薩行』)。這句話,也許是故意抑揚,不一定能為 別人所贊同,但大師心目中的「為學菩薩發心而修行」,顯然是有所不同了!從 大師的遺教去研究,覺得大師的菩薩發心修行,有兩大重心:

  第一是「人」:佛法雖普為一切眾生,而「佛出人間」,教化的主要對象, 是人。以人的行為、趣向,說有人乘、天乘、聲聞(緣覺)乘;又在這上面,應 機說教,而有人菩薩行、天菩薩行、聲聞菩薩行──菩薩(佛)乘。佛法雖因機 而異,而不可忽忘的,這都是就人類的信行而安立的。其中,不殺、不盜等五戒 ,十善,是人生正行,實行這人類正常的道德生活,能招感人的果報,稱為人乘 。天行呢?一般是重鬼神祭祀(古代猶太教、婆羅門教、道教,都是這樣的), 禁咒巫術,敬虔慈愛,高深的是遺世貴我,調鍊身心──禪定。如人而修習這種 信行,能感淺深不等的天報,名為天乘。這些,都是世間常法。超勝世間的佛法 ,特質是:在這人天善行──也就是戒與定的基石上,深修觀慧,智證真如而得 大解脫。這是從聽聞佛的聲教而修證的,所以名聲聞乘。本來,聲聞乘的在家者 [P342] ,是基於人行的;出家者是出發於深的天行。但在佛教的流傳中,出家眾為中心 ,因而聲聞乘被看作遺世(入僧)而專修禪慧者的專名。

  以成佛為標極,以學菩薩發心修行為方法的,是菩薩乘(佛乘)。菩薩乘的 特質在:「一切智智相應作意(菩提心),大悲為上首,無所得(空慧)為方便 」;或「菩提心為因,大慈悲為根本,以方便而至究竟」。這樣的發心以趣入佛 乘,雖是一樣的,而由於本習的心行,及發心而起行來說,因時因地因機而不同 。統攝起來,不離於人行,天行,聲聞行──三大類型。

  一、如遺世獨善,少欲知足,專修禪慧,是聲聞行;依此而迴入大乘的,是 依聲聞行的菩薩。雖然回心向大,而由於自利、禪悟的偏重,大都是「智增上菩 薩」。以智慧的體證,或深義的闡揚,為自行化他的重心。印度佛教中五百年的 出家菩薩,大抵如此。中國臺、賢、禪宗大德;也不離這一特色。

  二、祭祀、咒術、禪定是天行,依此而趣入大乘的,是依天行的菩薩。大師 以為:「如密宗在先修天色身,……淨土宗如兜率淨土……西方等攝受凡夫淨土 [P343] ,亦等於天國。依這天色身,天國土,直趣於所欲獲得的大乘佛果」(『我怎樣 判攝一切佛法』)。這樣的根機,大都是「信願增上菩薩」。

  三、如基於五戒、十善,發心而修六度、四攝,是依人生正行的菩薩;這大 都是「悲增上菩薩」。大師深入大乘,在(民國十三年作)『人生觀的科學』說 :「人乘法,原是佛教直接佛乘的主要基礎,即是佛乘習所成種性的修行信心位 。……釋迦出世的本懷,……原欲為世人顯示……由修行信心,進趣人生究竟之 佛乘。……無如僅有少數……能領受其意。其餘大多數……如聾如盲,不能同喻 ,為適應此印度的群眾心理」,不得已而說人、天及二乘。在大乘法的應機開展 中,大師統為三類,而探求應時應機的佛法,在(民國二十九年說)『我怎樣判 攝一切佛法』說:「到了這(現在)時候,……依聲聞行果,是要被詬為消極逃 世的。依天乘行果,是要被謗為迷信神權的。不唯不是方便,而反成障礙了。所 以在今日的情形,所向的應在進趣大乘行;而所依的,……確定在人乘因果」。 大師以為:依佛陀的本懷說,依應時的妙方便說,決非獨善的、神祕的菩薩行, [P344] 而是依人乘行而進趣佛乘的菩薩行,這就是大師倡導的「人生佛教」。

  第二是「行」:廣義的說,身口意的一切活動都是行。約特義說,行為是表 現於外的,表現於對人(對鬼對神對佛菩薩)關係的。聲聞行(一分天行)重理 證,有厭離的傾向;由此而來的菩薩行,不免重理悟而缺事行。雖可以自心的境 地,解說六度、四攝,無邊供養,普利眾生;不妨「自得於心」。但在現實的人 生社會來看,還是重於自利的。同樣的,天行重祭祀、咒術、禪定,依此而來的 菩薩行,不免重於宗教儀式,持咒、修定,修精練氣。雖在崇奉者的經驗,覺得 神妙無比;而在一般人心看來,到底是流於神祕迷信。我國號稱大乘,而多數確 乎是這樣修行的。那怎能契合佛陀的本懷,適應現代的人心呢!大師重於行,重 於人行,在民國七年,發行『覺社叢書』(海潮音的前身),就明白宣告:「立 人之極,建佛之因」。而有「期以人的菩薩行心行──無我、慈悲、六度、十善 ──,造成人間淨土」的理想。針對一般的缺乏事行,及偏於天行,曾大聲疾呼 的宣告。在(民國十年作)『行為主義之佛乘』中,說得最為懇切。如說:「從 [P345] 來為佛教徒者,大都只知以享受福樂或靜定理性為果。……無論重理解,或重證 悟到如何玄妙,都只空理,不成事實。……或則但認一句禪謎,或則但守一句佛 名,或則但以佛的經書、形像、數珠、木魚、蒲團等項為佛事。而不悟盈人間世 ,無一非佛法,無一非佛事」。又說:「吾確見現時學佛的人漸多,大都迷背佛 乘,不修習佛之因行。反厭惡怠惰,其流弊將不可勝言!……要之,凡吾人群中 一切正當之事,皆佛之因行,皆當勇猛精進去修去為。廢棄不幹,便是斷絕佛種 」!

  大師於一切佛法,融會貫通,但決非臺、賢式的圓融。在理論上,雖唱道八 宗平等,及晚年所說的三宗平等,而實際是遍攝一切佛法精要,而在無邊法門中 ,抉示出以人乘正行直接佛乘的菩薩行為主流。如忽略了這,或背棄了這一根本 ,那就使八宗、三宗,勝解深悟,也不過是「都只空理,不成事實」的玄談。在 大師無邊善巧的言教中,這才是大師的深見所在;唯有理會這根本的深見,才能 窺見大師的偉大! [P346]

  這一深刻的正見,在大師是徹始徹終的。早在宣統二年(二十二歲),就說 到:「善學佛者,依心不依古,依義不依語,隨時變通,巧逗人意。依天然界, 進化界各種學問,種種藝術,發明真理,裨益有情,是謂行菩薩道」。菩薩道實 現於現實人生社會中,就是大師闡揚的菩薩行了!到晚年(民國二十九年)在『 我的佛教改進運動略史』中,對於整理僧制,議建「菩薩學處」,為模範道場。 說到:「六度、四攝,是一個綱領。從具體表現來說,出家的可作文化、教育、 慈善、布教等事業。在家的……在家菩薩,農、工、商、學、軍、政──各部門 ,都是應該做的工作。領導社會,作利益人群的事業」。又在『從巴利語系說到 今菩薩行』中說:「今後我國的佛教徒,要從大乘佛教的理論上,向國家民族, 世界人類,實際地去體驗修行。……本著大乘菩薩的菩提心為主因,慈悲為根本 ,實踐方便的萬行,發揮救世無畏的精神。……總之,我們想復興中國佛教,樹 立現代的中國佛教,就得實現整興僧寺,服務人群的今菩薩行」。

  大師的那種作略,正如他自己所說:「從人類的思想界,為普遍的深遠的觀 [P347] 察,了知佛學的全體大用,向來猶蔽於各民族(印度也在內)的偏見與陋習」( 『佛教源流及其新運動』),而想打脫塵滓,展現佛法的真面目,以利益人生。 這不是研究佛書而來,更不從某宗某派中來,而是從最深遠,最普遍的體會中來 。是大智慧!大氣魄!大作略!

  想讚揚大師,紀念大師,學習大師,不從這「學菩薩發心而修行」的「人生 佛教」,「即人成佛的真現實論」,「今菩薩行」去著眼,就不免摘葉尋枝,甚 至要誤解大師了! [P349]

  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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